“有一‘彭吴张叟’，六十多岁，病热厥头痛，已经用了一个月催吐药，身体疲乏又上火，某日出门太阳一晒就晕倒了。家人见状，就要掐他人中。名医张从正连忙阻止，告诉他们这种情况绝不可惊扰病患，惟有任其安定神思，然后喂以‘西瓜、凉水、蜜雪’等冷饮，病人不久就复苏了。”

——《儒门事亲》

　　在倡导“拒绝冷饮”“多喝热水”的现代，“冷饮”治病显得不可思议，然而这在千年前的金元时代，却是一个有效的治疗手段。

　　作为中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金元医学出现了河间、易水、攻邪和丹溪四大学派，张从正便是攻邪学派的代表人物，堪称一位有奇才、奇术的奇人。他论病首重邪气，提出治病必先祛邪的医学观点，充实、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张从正认为治病应着重驱邪，“邪去而正安。”在治疗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汗、吐、下三法。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张从正和他的攻邪学派。

　　将张从正的名字与他所创立的派别联系起来，更有“祛邪以从正”的意味。《金史本传》称其“精于医，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 

　　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年)，字子和，号戴人，宋金时睢州(今河南兰考县)人，他所处的时代，战事频起，饥馑相继，他目睹人民流离失所，疾病丛生，遂发愤医学，继承家学自少年时就开始钻研医术，曾被金朝补召为太医，后“从军于江淮之上”，因不愿为官，不久便辞官而行医于民间。张从正在长期的行医过程中广泛接触了劳动群众，他同情人民的疾苦总是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

　　张从正认为治病应着重祛邪，祛邪就是补正，不能因害怕使用攻下药的而一味用补，攻邪学派以攻击病邪作为治病的首要任务，强调邪留则正伤，邪去则正安之理，善于运用汗、吐、下三法。张从正的攻邪理论实源于《内经》与《伤寒》，并深受河间派的影响。《内经》认为疾病的产生，是由于邪正的斗争，如“真邪相搏”、“真邪相攻”，论治疗也是重在祛邪，所谓“除其邪则乱气不生”，“邪气不出，与其真相搏，乱而不去，反还内着”。然而对于人体的正气，《内经》也并未忽视，认为祛邪中病即止，后期当饮食调护，扶助正气，以祛除余邪，如《五常政大论》：“……谷肉果菜，食养尽之，勿使过之，伤其正也。”对于疾病过程中邪正双方的处理，都是极其精确的。 

　　攻邪派所推崇的“汗、吐、下”三法实际上是在医圣张仲景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所创立的理法方药体系。所谓的“汗、吐、下”三法，并非单纯的发汗、呕吐、泄下三种具体治法，而是分别代表着三类驱邪外出的途径。汗法，是指用药发汗，以及用针灸、洗熏、熨络、推拿、体操、气功等方法达到祛除表邪目的的方法；吐法，不单是指摧吐，凡豁痰、引诞、催泪、喷嚏等上行的治疗方法都属此类；下法，不单指泄下，其他像行气、通经、消积、利水等能够驱除里邪的方法亦尽属此类。张从正认为先“祛邪”，才能扶正，邪去则正自安，对于实证阳证，这种方法也是非常奏效的。

　　尽管张从正生于中医世家，但并不囿于家传一技。张从正博览群书，采百家之长，同时他也擅长取法民间医学，对于民间治疗中所采用的方法能够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著就《儒门事亲》这一经典。《儒门事亲》取名的用意是：儒者能明事理，事亲的人就应当知医道。当时因有人对汗下吐三法持有异议、故书中有说、有辨、有诫、有笺、有论、有疏、有十形三疗。还有六门三法等目。

　　张从正之所以能够提出汗、吐、下三法可赅众法，而且能灵活变通，都与其识练日久、至精至熟分不开。诚如他所说：“予之用此吐法，非偶然也。曾见病之在上者，诸医尽其技而不效。余反思之，投以涌剂，少少用之，颇获征应。既久，乃广访多求，渐臻精妙”（《儒门事亲·凡在上者皆可吐式》）。通过临证，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反复实践，锲而不舍，然后自成家法。

　　《儒门事亲》中引用了许多医学著作，如《备急千金要方》《诸病源候论》《普济本事方》《鸡峰普济方》《本草图经》《万全方》《养生必用方》《校正方》《名医录》《圣惠方》《孙尚方》《圣济总录》《脉诀》等。另外，一些古典著作也被作为论说的依据，如《周礼》《左传》《礼记》《论语》《老子》《易经》《汉书》等等。

　　《儒门事亲》第十五卷中绝大部分是采自民间的单方、验方。例如，用皂角一斤，去皮弦捣碎，醇酒两大碗熬汁成膏，贴治腰脚疼痛；用天南星半生半熟、防风同研末，清油调涂治破伤风等，都是集自民间。

　　除此之外张从正还擅长在针药治疗的同时，采用心理疗法配合，以增强治疗效果。如“余尝以针下之时便杂舞，忽笛鼓应之，以治人之忧而心痛者”，转移病人的注意力，情志疗法与针法并用，使得治疗的效果更加明显。

　　攻邪学派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及学派的创立有一定影响。攻邪学说为明清温病学派开了先河，奠定了理论基础，指出了治疗方向。吴有性《温疫论》首要达邪，强调下法。之后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等温病学家又对其学说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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